容庚（一八九四·九·五·——一九八三·三·六·），原名肇庚，宇希白，初号容斋，後改署颂斋。所居日五千卷金石书室。广东东莞人。

    祖若父皆博雅能文。早岁失估，家遂中落。四舅邓尔雅以书法篆刻闻於时，馆於其家以授先生及其弟肇祖、千秋。从叔容祖椿为居古泉高弟，擅隔山派花鸟。故先生少时即得舅叔之教，能书画篆刻。中学毕业後，留母校东莞中学任教。课余仍从舅氏深造印学及文字学。在古文字研习中，深感吴大激《说文古籀补》资料未备，且出临写，字形与拓本有间，不足以适应日益专门化需求，因广购金石书，拟分别类编殷、周、秦、汉文字。一九二二年北游京师，以《金文编》初稿求教於罗振玉天津寓斋，颇蒙勖许，经罗氏推介，破格取录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一九二五年《金文编》写定，罗氏为梓行之。燕京大学延为襄教授，主文字学课；旋升教授，并任《燕京学报》主编，复兼古物陈列所监定委员，得以摩挲故宫所藏铜器，先後成《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北京文物营萃，先生不断勤求，数年间成《秦汉金文录》、《颂斋吉金图录》、《海外吉金图录》、《金文续编》、《善斋彝器圆录》等书。後更以积年心得，於—九四—年成《商周彝器通考》，世之治学者，莫不奉为经典。日陷北京，蛰居东莞会馆，以绘事帖学养晦。一九四六年南归，受聘於广西大学，未及到职，即以岭南大学之请还居广州。一九五二年，改任中山大学教授。返粤後以接触新出金石资料不多，及致力书画、碑帖，先後成《颂斋书画小记》、《历代名画著录目》、《丛帖目》，每种均百余万言。先生治学勤奋，自少至老，黎明即伏案读书著述，十数小时不倦，十年动乱，身处逆境，亦不稍懈。刊行专著近三十种，论文数十篇，已辑为《颂斋述林》。余暇挥翰，特擅金文，苍蔼蕴藉，如对君子。被选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赋性质直，略无城府，绝不作违心之言。四凶强令『批孔』，先生愤然抗斥，虽备受摧残，亦不改其初意。人有所需，辄无私相助。郭沫若羁旅东瀛时，治古文字苦无书籍，以『未知友』致函求假，慨然邮与，并对所著坦陈所见。对弟子之关爱，更无论矣。吾辈唯有时加策励，力求无负师期。晚岁，尽献所藏殷周青铜器九十余件、书画千余种、藏书数万册归诸公库，高风足式。

    先生治印，始自髫龄，时舅氏方致力邓石如，後私淑黄牧甫，先生所作亦随之移易。北游後多见古玺印，治石即从流派好尚而直追前古，严整典雅，精致无匹。虽仿古玺，亦端工清丽，不作支离破碎。中岁忙於著作，镌石遂疏。先生以治印为其治文字学、金石学之起点，故数十年间不忘初步，得见佳谱佳印，必设法罗致，藏□甚丰。所著《雕虫小言》，一九一九年以容容斋署名发表於《小说月报》十卷三、四号，此为先生最早刊布之著作。一九二三年增订，又刊於《社会日报》，凡四十三段，九干五百余言。首述学篆之道，谓印人『未有不习篆书，不通《说文》，徒攻乎石而能以篆刻自矜者也』。又云：学篆『古文当以三代彝器款识为宗，石鼓副之。小篆当以秦碑、权、诏版，新莽量布为宗，李阳冰篆书副之。』并以为：『名印朱文仿周秦小玺、汉封泥，白文仿汉印，此正轨也。间参以钟鼎彝器、镜币、瓦甓之意，尤觉古茂可爱。』文中述学篆与治印之关系，治印之方法，及参考书籍甚详。最後举近代名家赵撝叔、黄牧甫、吴昌硕、邓尔雅以殿其篇。《东莞印人传》刊於一九二一年，与弟肇祖同辑。收自明至近代东莞印家十九人，小传下以原名钤印附焉。—九二七年，拟编集《虫书印存》，於古谱中选取鸟虫书印制版钤拓，惜仅集二十八印而止。先生藏印及自刻印，皆未钤谱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