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虹
色彩是最激动人心、最富艺术表现力的视觉语言。将色彩大规模地引入水墨画,进而突破传统文人画的色彩观念,是本 世纪以来许多艺术家的孜孜追求,但成功者真可谓寥若晨星。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画家徐悲鸿在作过短期的尝试後,很快放弃了将西方色彩引入水墨画的打算。也许正是基於这样的事实,才使得一些批评家得出了极为悲观的看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应算郎绍君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了:“讲究了笔墨就要弱化色彩,讲究了色彩就要弱化笔墨;墨的沉静、淡泊和色的活泼、热烈在本性上很难一致,它们各自所易唤起的价值联想也往往对立。”①很明显,这无异于从理论上证明了文人画“重笔墨、轻色彩”的美学追求深藏着永远不可变易的合理性。它清楚地表明,人们是多么难于从传统的笔墨情境中解脱出来。似乎谁要稍稍偏离传统的笔墨规范,谁就弱化了笔墨。更有甚者,还是没有笔墨哩!然而,这种看法不过是对传统笔墨观念的一种阐释,根本不符台当前艺术创作的状况。事实上,当人们调整看问题的角度时就会发现:按新的美感经验去对传统的笔墨规范作一定改革,并不意味着水墨画审美特征的丧失。相反,它只会使笔墨和水墨画自身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画家聂干因的作品完全可证明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水墨表现与色彩表现,已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它们交相辉映,共同创造了一个充满力量感、刺激感与运动感的新格局。由于这格局既符合现代人不断增长的新审美需要,又成功地突破了传统水墨画素雅文弱的老范式,所以我认为,聂干因的艺术探索远远超出了个人艺术实验的意义,而内含着深刻的艺术史价值。
画家聂干因是从大师关良的路数入手的,在他开始偏离关良的创作框架,试图将浓烈的重彩引入水墨画时,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传统笔墨规范与自己想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冲突: 首先,按传统笔墨规范的要求,笔墨必得呈现在空白及轻淡的色底上,当浓烈的重彩大规模进入时,就会使画面上的笔墨失去书法用笔的把玩性特征;其次,传统的笔墨规范十分强调水墨的空灵、透明、轻盈等特性,当浓烈的重彩大规模进入时,就会玷污水墨的高雅、沉静和淡泊。
应该说,以上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历代水墨画家在作色时,总是自觉遵守“轻罩淡染”、“色不凝墨”的原则。画家聂干因自然无意沿习传统文入画抑制色彩表现的老路,因此,他果敢地对传统的笔墨规范作了大幅度的调整。从用笔上讲,他再也不刻意追求书法用笔的把玩性特征,而是在勾线、着墨和上色的过程中,尽力强调毛笔的随机性与书写性特征。例如,那相互纠缠的、颇具中国意味的网状线与墨团、色块一样,着意的乃是整体性结构,故它并不引导欣赏者去斤斤计较于每一根线条的书法韵味。当然,这恰好适应了现代人总要与作品保持一定距离的展读型欣赏方式。②从用墨上讲,他再也不刻意追求所谓空、透、轻的感觉,而是在充分发挥水墨的渗化性特征时,亦尽力利用重彩及网状线的帮助来追求斑驳、耐看、厚重的感觉。毫无疑问,画家的作法与彻底抛弃传统规范的作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里,前者是一个现代艺术家对传统笔墨规范所作的发展性继承。它一方面与传统的写意文化保持着必要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为色彩的大规模进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诚如一些同仁早就知道的那样,正是在此基础上,画家才发展出了一整套将笔墨与色彩相融合的办法,如以色破墨法、以墨破色法、色墨文浑法、墨色线反复施加法等。③相对而言,後者在引入西画色彩时,则完全割断了画面与写意文化的勾联关系,亦即完全忽视了水墨画的媒材特性与形式特征,以致使某些“水墨画”沦为了劣等水粉画的地步。画家聂干因用他的作品表明:传统笔墨规范所约定俗成的一切和它拥有的一切,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社会与文化空间发生巨大的变化,只要术境界的表现上、造型构成的处理上偏离传统规范,肯定不足以使水墨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惟有对笔墨也进行同步改革才有可能实现几代水墨画家的抱负。这看起来是个技法问题,实则是个观念问题。既然绘画是一种造型艺术,那么,任何观念上的更新,都最终要体现在形式上。时至今日,我们总不致于要求塞尚用古典油画的技法来表达他的艺术观念吧?
但我们为什么要用传统的笔墨标准来苛求当代水墨画家呢?我们总不致于因塞尚的画失去了古典油画的约定俗成的一切而痛心疾首吧?但我们为什度要对当代水墨画失去了传统规范中的某些东西而惴惴不安呢?
画家聂干因从不讳言他的艺术深受林风眠的影响。不过,与林氏不同,在创造个人的艺术风格时,他更多借鉴的是戏曲脸谱、敦煌壁画等传统艺术样式,而非西方现代艺术中的某些样式。细想起来,其思想基础就在於他希望用传统艺术中的有益因素来探寻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进行“对接”的途径。
从他的一系列作品看去,他显然较好地逼近了自己的目标,这就使他的画不仅在整体上有着中国气派,而且有着强烈的现代感。如果说他的画已经基本消解了中华文化圈外人的隔膜感,原因也正在於此。画家聂干因给我们的巨大启示是,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情境中,作为一个有着灿烂文化与自己价值系统的古老民族,完全没有必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借用其价值系统,竟致放弃自己的文化优势。的确,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会使传统价值系统中的某些东西失去生命力,但这并不是我们全部放弃自己价值系统的理由。当我们根据传统文化及当代文化提供的线索去进行艺术创造时,极有可能提升新水墨画的发展面貌。幸运的话,我们甚致可以为确立新的文化规范作出贡献。日本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及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关系时,曾形象地将两者比为两棵参天大树,他由此预言中国画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树上发展出一种新的东西来。聂干因与其他有责任感、有才能的画家正在印证这位日本评论家的预言,不待说,历史还会进一步印证他的预言。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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