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进安

      数日前，到《中国美术》杂志社送这幅名为《正面男人》的作品反转片时,编辑邢先生看后，笑问：是否还有反面男人。虽是玩笑，但还是让我想起正面与反面、好人与坏人的那个情节。记得儿时看电影，最急于想知道的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似乎心里只有预先知晓才能看得踏实。稍大后就不在意了，因为人物一出场就能看出谁是好人或坏人。在阶级斗争时期，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大多如此，泾渭分明，如果不是好人就必须是坏人，没有中间那个什么都不是的人选，这也是那个特定时期的产物。可是，同样一个时期的现实生活与电影故事就大相径庭了。比如派性斗争，两边都是好人，却为争夺好人而厮杀，杀出个正反、杀出个好坏。争当好人是无可厚非的，而争夺的目的和手段往往是如何把对方变成坏人，甚至彻底打倒，永不得翻身，为此而不惜头破血流。看来好人与坏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是难辨的。

     “正面男人”，显然不是这个正面与反面或好人与坏人的意思，它只是一个图像说，是正面坐着的男人，或占满中间位置堂堂正正而坐的男人，如果按上述说法他则属于好人与坏人之间那种什么都不是的人选。属性是“人”，或称人性的那个部分。但是，人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带有着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而这种属性的不同又规范了人的习惯、做派乃至心理表现的区别。

      一日傍晚，在王府井大街，匆忙中发现一个现象，改建后的步行街宽阔而整洁，然中心线两侧却空空荡荡，只是偶有横穿行人，而街边两侧却人来人往，很稠密。购物方便？但又不乏闲散漫步者，怕阳光日照？却又是秋季傍晚。正疑惑间，于中心线处横向并排走来七八个洋人男女，有说有笑，好不逍遥欢快，那种松弛态似乎中国第一街为他们所建，充分享受着优美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心中不免懊恼。寻思，倘若我们自己走上“正道”，他们也不至于有此“嚣张”，最起码不会横着并排走过来，或许他们只能侧斜着身体从缝隙中挤出来，还怕失去了联系甚至丢了伙伴。后来我想，洋人走中间是他们的习惯，觉得爽朗，漫步中流露出自信。我们挤边沿，也是习惯，觉得踏实，怕给人以醒目，两种习惯，两种结果，也是两种文化形态不同的体现。

      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台下看台上的表演，习惯了溜边观看的心理。形象的说，旧时鸣锣开道，锣声响处，“回避”大牌高举，人走鸟兽散，老百姓从那时起也许就被赶到了边缘，这显然是个心理底线和作为人的边缘界线，中正之道是从不敢奢望的。事实上，这种回避意识表现在各个领域。以绘画来说，传统的择物讽喻，逃避山林，遁居高士，或卧于亭阁，隐于木后，在暗指清高淡远的同时，也暴露出不敢正视现实的软肋。可见，社会的进步和构成社会的文化心理是推动进步的关键，回避心理和游离边缘的文化形态都是不利于这一进步的。如果说“正面男人”在述说了这个意思，显然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所希望的，只是通过此，想到此，画到此。这里的“正面男人”只是居中而坐的“男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