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骁纯

      乡土表现性水墨画多为乡俗民风有关的人物画，它脱胎于曾居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水墨画，特别是其中的乡土写实绘画，周思聪、卢沉80年代初的《矿工图》系列，杨力舟、王迎春80年代中的“农民头像”系列反映了这种脱胎过程。在陕西，郭全忠处在这种脱胎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地位。
      郭全忠是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水墨画家。1979年的《千言万语》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现实主义创作阶段的代表作。这件作品出现了两个重要因素：
     ①找回现实主义本质，直面农村贫困落后的真实性；
     ②在写实风格中融入了大写意笔法，强化了对艺术家不平心境的直接抒发。后来的变化，便是这两个因素不断膨胀而导致的一系列蜕变。
     1984年的《自乐班》是郭全忠由乡土写实向乡土表现的转折点。
     这张画的结构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①悲与乐的两极同体；②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主义精神的两极同体。一方面，这张画摆脱了人为导演的痕迹，不加修饰地描绘了农民说拉弹唱的乡间风俗，更深地触摸到了农民的艰辛命运和顽强性格；另一方面，对苦命苦相的过深体验导致了苦命苦相的极度强化，从而激发了心中巨大的苦涩和不平，并直接宣泄为动荡苍乱的笔墨运动和整体气氛。此后，他越来越淡化细节真实的写实性而强化了表现性。
     从《万语千言》和《自乐班》的内在一贯性和明显的差异性中，可以看出促使这种转化的两大基本动力：
     一是逆反于结乡间生活的粉饰，直接捕捉西部农村苦、涩、悲、力的原生状态的生猛感受，对这种生猛感受的捕捉越是热烈，越易于趋向表现性。
     二是逆反于对古代的世界艺术的双向封闭，重新认识了文人书画的写意传统。一旦艺术观念由反映物象转化为抒发胸臆，借鉴国年表现主义艺术的闸口也就打开了。
     对于陕西的乡土表现性水墨画家来说，最直接、最深刻启蒙他们写意观念的导师是石鲁。
     据程征、郭全忠等人介绍，现存的石鲁《东渡》小稿，在“文革”前曾创作完成为巨制。作品直接以焦墨朱砂色皴斫染，在色墨冲突中塑造船夫的人体肌肉，“十分震撼人心”。这可以视为将表现因素引入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最早尝试。可惜这件重要的作品已被毁掉了。
     石鲁后期的花木和大字书法，所发展的不是写意艺术中“逸”的传统，而是更狂放、更血性的书愤传统。这是个很古老的传统。
     中国的书愤精神与西方的表现精神同质，都是直抒胸臆，都是不平之鸣，石鲁对悲喜冤愤的放笔直书，是将文人书愤传统推向现代表现主义的重要转折。郭全忠则将石鲁的表现精神最终引入写实水墨人物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