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亿港币买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1.16亿港币成交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8533万元买一件古董屏风，4260万元买一幅傅抱石作品……2006年国内拍卖场上这些一掷千金的记录，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把传说中的盛世收藏景观在我们面前放大到了极致。
 
    可是比照历史，如果这个时代最终产生不了真正有文化传承的大藏家，那么这种景观就缺少几分风骨，不过是喧闹一时的游戏罢了。

　　中国的古玩收藏风气，公认以北宋末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期为最盛。旧时收藏，能沉浸其中的不外乎两类人，有钱人和文人雅士。收藏还要讲四个层次，即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从古代到近现代，书画、瓷器这些门类的大藏家，历来首见于世家子弟。民国“四公子”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个个在书画、诗词、戏曲、古玩上有过人之处，其中张伯驹和袁克文更是近代史上留名的大藏家。袁克文虽是袁世凯次子，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志在做一名士”，很多回忆文字都说他工诗文，精金石，通古籍善本，宋版藏书竟过百种。宋版书珍罕，从明代起就是以页来论价，拥有百种宋版，可见袁克文藏书之精。近代藏书史上没有几人能比，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宋刻本《鱼玄机集》，就是他的旧藏。

　　张伯驹的境界又高出许多，据说他当年将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多卷《资治通鉴》能从头篇讲到末尾，收藏字画则以眼力、魄力过人而闻名，自认“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买下晋陆机的《平复帖》，黄金240两购得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卷，一件天下第一帖，一卷存世最古的画，在当时轰动一时。70年前，张伯驹为购长不足一尺的《平复帖》，用去相当于现在的400多万人民币，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象的天价。

　　民国的傅增湘，官至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下野后闭户研书，人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界雅人的标本。他收藏宋代至清朝的古籍善本总数在20万卷以上，其中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和宋刻本《资治通鉴》被视为绝世之宝。傅增湘同时还是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海内外之言目录者，无不以先生为宗”。鲁迅、郑振铎也是古籍大藏家，1933年两人曾一南一北，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就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当代大收藏家王世襄老先生说他自己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藏家的最高境界应当也在这8个字上。“由我得之”不易，眼力、财力、魄力都需齐全，“由我遣之”更不是一般藏家能做到，有了私藏为公的心气，才有千金散尽的大气。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捐给国家，1955年又将《平复帖》和多年收藏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等罕世珍品一共8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奖金分文未取，留了一纸奖状。1942年，大藏书家周叔先生在他手订的书目上留书子孙：“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10年后，他将平生所藏2000多册珍贵的宋、元、明、清刻本、抄校本全部捐给国家。如今拍卖场上那么多志在必得的面孔，不知道有几人日后对周叔先生的留书能够感悟。

　　听大藏家的故事，看他们的心得之作，即便是不专此道的人，也能从中感到一种人生的况味和境界来。历来的大藏家似乎都能在收藏把玩中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力量，那是一种传衍和召唤的力量，最终成就的是识物知天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