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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我国收藏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特别在晚清时期，由于政府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大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学古籍、金石书画之中，引发了考据学的热潮，再加上钱币、青铜器等古物不断出土，文物交易市场的形成，文人和官员的收藏热情陡然高涨，甚至连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加入了收藏队伍。如曾官至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的潘祖荫，官至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两江总督端方，赏戴二品顶戴、会典馆纂修帮总纂官王懿荣等人的收藏业绩，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而作为朝廷大员，他们重权在握，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收藏中，自然表现得不同凡俗。
其一，出手阔绰。潘祖荫每发现彝器文物，必“倾囊购之，至罄衣物不惜”。听说某处有一古碑，于是急忙就叫人带着去看。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断定是真品，立刻给了人家五百两银子把石碑拉了回去。又有人送来一只汉朝的古盆，上面的花纹与篆字都非常精美，结果潘祖荫花了三百两银子买了下来。吴大澂自述：“见名人尺牍，必宝而收之，所购书画碑版不与较贵贱，或岁暮函而求售或贫病无以为炊，则必丰其值而给之曰：我既好古亦何靳此区区，藉以济人之急，不亦两快乎。”曾任翰林院编修的陈介祺，看到古玩商从冶炼铺收购上来的毛公鼎，大喜过望，立即付给1000两白银。王懿荣见到古董商送来的带字甲骨，视为珍宝，尽管每板索银2两，王氏亦如数收购。1900年春，范氏又带来了800余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个字，他照例全数购下。
其二，藏品多为国之重宝。大克鼎、大盂鼎和毛公鼎，是当时最为著名的三件西周青铜重器，前两件就为潘祖荫收藏，故曾刻有“天下三宝有其两”印章一枚。大盂鼎在道光年间在陕西眉县出土，先为豪绅宋金鉴所得，后被县令以500金购去，宋得官翰林后，又用白银3000两买回，最后为左宗棠所有，因左宗棠被弹劾时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左遂以大盂鼎相赠。端方一生嗜好金石书画，大力搜集收藏青铜器、石刻、玺印等文物。曾收得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属历代青铜器中上乘佳品的西周青铜柉禁，以及柉禁上附列的卣、觚、爵、角、尊等12件青铜酒器。毛公鼎原由著名文物收藏家陈介祺收藏，后端方依仗权势派人到陈家，将宝鼎强行买走。
其三，眼光独到，精于鉴赏。王懿荣在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以至于京城内外的古董商一遇有罕见之品，都登门求售，以获善价。潘祖荫在当年的收藏界以“潘神眼”而著名，文物是否真品，有无价值，值不值得收藏，他只要看一眼就八九不离十。吴大澂曾在西安获一鼎，该鼎铭文中有一字，吴氏释为“愙”并称其为“鼎”。同时吴氏还考证出此鼎为宋微子之鼎，他将此事写信遍告潘祖荫、陈介祺、王懿荣等好友，并寄鼎拓片共赏，并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愙斋”。
其四，研究著录，多有所成。吴大澂通过收藏，编撰了大量著作，如《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愙斋集古录》、《十六金符斋印存》等，大都为考古、古文字学、书法方面的重要著作，在近代文化领域里产生过重大影响。端方的主要著作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陶斋藏砖记》、《陶斋藏印》等，端方还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潘祖荫著有《滂喜斋丛书》、《攀古楼彝器款识》等。王懿荣的甲骨文收藏，也为我国甲骨文研究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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