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书刊的收藏

2016-11-09 15:27:07   来源:   评论:0 点击:
1911年至1949年,作为一个朝代,虽然年头不长,但却是社会激烈动荡、天翻地覆的三十几年,这是一个腐败、黑暗、屈辱的年代,同时,也孕育...
       1911年至1949年,作为一个朝代,虽然年头不长,但却是社会激烈动荡、天翻地覆的三十几年,这是一个腐败、黑暗、屈辱的年代,同时,也孕育着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巨大力量。这期间,西方学说大量涌进,各种思潮和学派交锋和交融,文化伟人辈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可以重笔描绘的一段历史。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帝制的结束,说明了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仕途来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已经堵死。在过去,仕途的通达是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唯一标准,现在却不然,价值的体现呈现了多元化趋向,蔡元培搞教育,张季直搞实业,张元济搞出版,都弄出了名堂。其中出版事业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其知识价值转化为社会动力,并实现其自我价值的重要渠道。
  1915年,陈独秀在经历了反袁斗争的失败后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统治国人的思想依然是旧的,于是他积极投身于思想启蒙运动。他说,出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创办《新青年》的动机。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盛行,这也是本世纪初,中国出版业兴旺的重要原因。于是,一批近代意义上的出版单位出现了,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亚东图书馆,以及后来的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书店、海燕等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逐渐出现了各种专业划分,质量提高,数量大增。商务印书馆首创每日出版一书,中华书局紧跟着提出三日出版一书,世界书局也提出每周出版一书。出版物如雨后春笋,上海四马路、河南路一带书店林立,成为十里洋场的一大景观。
  民国书刊值得收藏,主要在于它的版本意义。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民国书刊可否纳入善本之列。"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皆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但对于确定"善本"的标准,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对此有过叙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未张之洞,他提出的一套关于善本书的划分标准,产生了很大有影响。他认为要掌握3条:"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现代版本学家在前人对善本研究确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划分善本的"三性"原则,即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民国期间价值高的图书刊物是否也可以视作善本呢?我看是完全可以的,以上述"三性"标准来衡量,不少书是够格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具代表性的鲁迅的书。
  鲁迅一生辛勤笔耕,留下400多万著述。在鲁迅生前,这些著述的大部分都已出版。这些书的学术价值不用说了,就装帧艺术来说,也是具有代表性的。鲁迅对自己著作的出版是十分认真的。他喜欢把自己的书打扮的漂亮一些。鲁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是:纸张要好,天地要宽,插图要精致。对每种书都是精心选择篇目,仔细校勘,连书名的确定都很讲究。《朝花夕拾》最初定名是《旧事重提》,几经琢磨,才选了现在这样优美动听的书名。以鲁迅著作的学术性和历史文物价值,加上这些书校印精良,装帧精美,可以说,经鲁迅手出版的这些书,尤其是一些初版本,都是名付其实的善本书。其中有些书由于历史原因,世存极少,已是国库秘宝。你化十万八万,现在还能弄到宋版书,鲁迅有些书,现在要收藏的话恐怕可能性已极小。民国前一年,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日本出版的译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这部书的意义在于宣告了林译小说在文学作品翻译史上的终结,透视出五四的曙光。可是它在东京和上海只卖出了二十来本,库存的书和版子又遭火劫。三十年前就有人估计,此书世存不会超过六七册。时至今日,那就只会少于这个数了。
  对一个作家同一篇著作不同版本研究,历来是目录学和校勘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研究一个作家思想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版本研究对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是相当重要的。巴金的小说《雪》,1933年8月收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作丛刊》内,当时题名为《萌芽》,初版两千,未售尽,即被禁止发行。一年后,巴金,又把小说中几个重要人物改名换姓,又将书名改为《煤》,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小说已经排竣,打好纸型,并已在报刊上刊出广告,可是,国民党政府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看到了小说的校样,马上通知开明书店停印这书。巴老说:"我不服气,自费印了一版(书改成《雪》)委托生活书店秘密发行。后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度去消,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便将《肆》的纸型送给该社。1936年 11月《雪》在上海公开发行,但这所谓`初版’已经是第3版了。"另外,为了给"检查老爷"出难题, 巴金在自费印行《雪》的时候,版权页上印的发行者是美国旧金山平社,注有英文地址。1939年,《雪》又以《朝阳》书名发行。由此可见一个作家对自己作品惨淡经营的苦心,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版本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前些年,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围绕吴晗《朱元璋传》的版本问题开展了一次讨论。《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一部主要著作。1943年吴晗写了一本《明太祖》(重庆胜利出版社印,共5000册,其中3000册取名《明太祖》,另2000册取名《从僧钵到皇权》)。1947年后,以此为蓝本,作者用一年时间,进行了修改增写,由原稿8万字扩充到近16万,又增加了500多条小注。1948年以《朱元璋传》书名出版。这时真是蒋家王朝覆灭的前夜,作为著名的民主战士,吴晗笔下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只是一部纯粹的学术著作,它有明显的影射蒋介石的痕迹。此书也引起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的兴趣,当然,毛泽东对此会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就像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评论一样。这种评论难免会对吴晗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整个一代中国史学产生影响。1964年,吴晗对《朱元璋传》进行了改写,从总体上对朱元璋的否定转为基本肯定。旧本说朱元璋"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新本说朱元璋"功大于过","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在这个大前提下,也只能把旧本中一些描写朱元璋内心世界的精彩笔墨删除了。其它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应该说,不少地方的改动是成功的。关于新本与旧本的优劣,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作为版本收藏,那是收齐为好了,当然,旧本难收集一些,也就更值得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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