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又爱又恨的广场舞你经历过吗

2014-11-18 11:22:07   来源:   评论:0 点击:
  或许,从没有哪种健身娱乐,像广场舞这样深陷爱恨两极。  拥有无可比拟的普及性与渗透力,同时却背负着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矛盾。  何...

  或许,从没有哪种健身娱乐,像广场舞这样深陷爱恨两极。

  拥有无可比拟的普及性与渗透力,同时却背负着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矛盾。

  何以强势崛起?折射哪些变化?怎样文明引导?瓶颈能否破解?一曲广场舞,浓缩了城市性格与时代特征,也考验着管理能力与社会价值。

  全民起舞之势

  “7点到了,投资客与其盯着股评节目,不如去和大妈跳广场舞!”

  “为什么?”

  “热衷广场舞的上海阿姨,既有钱又有闲,在家掌握财权,对家庭的投资走向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这是近年在财经圈广泛流传的一个段子,虽是戏谈,却道出沪上广场舞的渗透程度,以及城市特色。

  傍晚6时30分,伴随《小苹果》旋律响起,金平路上第一支广场舞如约起跳。

  南起东川路,北至剑川路,这条全长1.5公里的步行街,是老闵行的核心商业区,沿途店铺林立,热闹熙攘。夜幕降临,十余支广场舞队遍及街头巷尾,被唤作“三里跳舞街”。

  流行歌、民族风、电子乐,从南到北舞风各异。相似的是,一只插着U盘的扩音器,就是全部装备。

  47岁的胡文卫是音响的持有人,也是团队的领舞者,这种模式在广场舞队很是常见。她所在的排舞队以凤庆路命名,成型较晚,规模却是最大,常年固定在100人左右。

  不过,最近她无暇顾及“大部队”,而是挑选出20名“精兵强将”,紧锣密鼓备战10月下旬的比赛。从昨天闵行区“优值供杯”广场舞决赛,到接下来2014中信“幸福年华·舞动精彩”大赛,“凤庆排舞队”马不停蹄。

  今秋,申城广场舞似乎比往年更火一些。

  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项目,“幸福年华·舞动精彩”大赛在各区县共设有24个初赛点,45场“海选”,近千支团队报名,预计参与人数超过2万。

  全民起舞的时代,有多少支广场舞队?我们不得而知。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新生队伍诞生。不过,有一个数据却是共识,中国广场舞爱好者人数早已破亿。在舞友间,则流行着一句更通俗的说法—

  只要会走路,就能跳广场舞。

  群体归属之情

  相比“凤庆排舞队”,“青花瓷舞队”通常到得稍晚一些。十余名成员,年纪也更集中在50岁上下。高校教师、国企高管的身份,却与公众印象中的“广场舞大妈”相去甚远。

  2012年,孙小芬因工作调动迁居闵行,从大学科研岗位转至行政管理,女儿也在同年赴美国求学,“时间突然多了出来,不太习惯”。

  为熟悉环境,孙小芬散步至金平路,被此起彼伏的舞队感染,便藏身最后一排跟着“蹦跶”,谈不上热爱,权当是健身锻炼。

  转变,出现在元宵节。那天,领队现场煮汤圆,舞友也带来瓜果,与其说是跳舞,更像是聚会。许是因为天寒地冻,那种久违的人情味让她格外感慨,“我们这代人普遍有着‘集体情结’,广场舞就像一种‘又找到组织’的亲切与激动。”

  伴随出国留学的低龄化,中年夫妻提前进入空巢期;居住环境的私密性,也使人际交往愈发疏离。广场舞衍生的社交平台,却重构出城市邻里间的“最佳距离”。

  “舞友就像姐妹,互相关心照应。”孙小芬记得,听说丈夫犯起颈椎病,大家找名医、带颈托、备艾灸;赶上女儿赴美留学,这个买绒线,那个织毛衣,情意令她感动不已。

  “上海阿姨”的热心,也借着广场舞向外辐射。一次,孙小芬偶然提起身边不少单身女教师,听者有心,没几天上海电气集团、西门子电器公司的舞友便介绍起小伙,广场舞成“牵线鹊桥”……

  今夏,一名瑞典华侨经过金平路时极为震撼,强烈要求学习。“广场舞在海外更红,中国大妈席卷巴黎卢浮宫、纽约中央公园,不仅是对舞蹈的热爱,更多是对集体的留恋和对祖国的眷恋。”

  青春未圆之梦

  “你看,这是在虹口区比赛,我们得了一等奖!”还未落座,陈明已忙不迭递上手机,秀起广场舞队的演出视频与照片。

  玫红色的上装,清爽的马尾辫,靓丽而活泼。“看不出吧,下个月我就60岁了!”从小热爱歌舞,向往登台表演,然而夙愿难偿。

  陈明曾是一名劳教女警,不苟言笑的黑白灰构成工作主调;上世纪90年代,她辞去公职,为生计最忙时要打五份工,像陀螺转个不停,生活琐事将文艺梦掩上一层尘灰。

  直到邂逅广场舞,那些梦和记忆,重新苏醒。木兰拳、柔力球、踢踏舞,陈明全不错过,她将广场舞视作青春的“另一次绽放”,视作对错失生命色彩的加倍弥补。

  家人支持,恰是广场舞的“上海特色”,“大妈开心,老公舒心,子女也省心。”

  起初,并非没有微词。钟情广场舞,多少疏忽家事,与舞友冲突,也会将负面情绪带进家门。“明天起,你不要去跳舞了!”“不跳就不跳!”一次争执,丈夫给广场舞判了“死刑”。

  然而,仅在家待了两天,她便熬不住。“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视就哭了出来。”陈明有些意外,自己那么要强的性格,竟在那一刻无比脆弱和委屈。“过去的几十年,我为工作忙碌、为子女操心,长期压抑和封闭兴趣爱好。现在生活闲了、孩子大了,我想改变,为自己活着!”

  几番沟通,丈夫与孩子逐渐理解,主动分担家务。而在孙子出生的头两年,她也选择暂别广场舞,“互相体谅,寻找家庭与爱好平衡。”

  最近“复出”,陈明的兴致更浓,梦想也更远。一次,在社区填写的“夕阳圆梦”明信片上,她如是写道:20年后,我希望还能登台演出,孙子在台下为我鼓掌……

  艺术追求之美

  尽管“舞龄”不小,但听到还有个叫做“中国广场舞联合会”的民间组织,陈明依然有些意外。

  她更没想到,协会副主席、“网络红人”応子曾是金平路“跳舞街”的一员。

  《自由行走的花》、《心之寻》,许多熟悉的舞步,均是出自応子之手。“协会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每年网络上传700余套舞曲。没有专人创编,哪来那么多曲目?”応子目睹并亲历广场舞的蓬勃,网络无疑是首要助推器。

  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京沪两项大型盛事的举办促成全民健身意识的觉醒。那时,还没有“广场舞”的叫法,更多被称作“排舞”—排排队,跳跳舞,足见门槛之低、普及之快。

  “其实,都不能算舞蹈,更像是广播操。”応子回忆,一个八拍的动作,在四个方向循环重复,舞姿与歌曲脱节,提不上内涵和美感。身为高校教师的她凭借对艺术的热爱和学舞的基础,尝试结合歌词重新编排。

  从朋友圈小范围流传,只有十几名粉丝,到被视频网站首页置顶,点击量突破千万,応子坦言“走红纯属意外”,“这是广场舞的发展过程,不仅满足基本的健身需求,而且对美感也有鉴赏要求。”

  她最得意的作品,大抵是《草原的月亮》,被粉丝追捧为“全国跳得最多的一支广场舞”。舞蹈中,大雁指代草原,凝望寓意月亮,怀抱象征母亲,融入更多文学与美术元素。

  在协会,応子并不算“高产”,“我选曲很严,要走心,‘老公爱老婆’‘你是大灰狼’这些太过通俗的,绝对不碰。”自己的舞风受到青睐,她很是欣慰,“都说广场舞扰民,如果窗户内飘进的是柔美清雅的乐声,或许是一件赏心乐事。”

  噪音扰民之争

  被爱之深,被责之切。

  “泼水、扔垃圾、打110……与其他舞队的争执,社会外界的抵制,都遇到过。”胡文卫和陈明有着相似感受。

  无论身在城市的西南还是东北,广场舞者都处在漩涡中心。

  在虹口区,鲁迅公园无疑是广场舞的“热土”,抢地盘时有发生,险些肢体冲突。即使成功“安营扎寨”,由于音乐节奏相互干扰,也经常闹起不快,“高音喇叭,你开得响,我比你开得更响,谁都不服气。”

  迷上踢踏舞后,陈明面对的交锋更加激烈,“大头鞋、硬铁板,那多响啊,很不受欢迎,我们也就自觉不去了。”随后,她和舞友转战四川北路横浜桥,环境自然比不上公园,但也算找到一处“安身宝地”。

  不过,投诉不期而至。选择的区域正对几幢商住两用楼,居民、酒店住户不堪其扰,持续向物业反映,“如果噪音不停,我们就退租”“再跳就喊警察”,舞队只好无奈收声。

  她们的经历绝非个例,全国范围,广场舞诱发的矛盾更加急剧。温州业主购高音炮“以噪制噪”、北京男子放藏獒驱赶大妈,长春一小区在空地装满车位锁……想找一处适合跳舞的地方,为什么这么难?

  “上海大妈”是幸运的。走投无路时,陈明与踢踏舞队的“娘家人”,四川北路街道“出马”,主动延长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开放时间,预留排练场地。

  “灯光、空调、音响俱全,还有满墙的全身镜,有助纠正动作和细节!”陈明难掩感激,社区舞蹈比赛前夕,活动中心特意辟出时间段供舞队集训,“街道托底,我们特别珍惜,有时担心把地板踢坏,还会换鞋练习。”

  多方协调之道

  将“游击队”收编为“正规军”,既破解扰民难题,也缓解燃眉之急。

  全市有203家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均配备舞蹈、健身房或室外操场,而在青浦等市郊区县,有些面积甚至过万,能容纳几十支队伍同场起舞。

  “我们形成一套发现与孵化机制,街道排班巡逻,发现有‘流浪’的广场舞队,就寻找其所属居委会介入,引渡到活动中心等场地。”纪晓敏在曹家渡街道负责党群工作,已经收留过3支队伍。

  当时,在万航渡路王朝大酒店、开开大厦等商业广场,广场舞队已接近固定饱和,一些新生团体只能辗转居民小区。“居委会就‘推销’起活动室,全年无休,风雨无阻,与阿姨们的需求一拍即合,很快就主动转移阵地。”

  不曾想,惊喜不断。早在2010年,上海东方社区文艺指导中心就向全市街道派送“文艺指导员”,经过教学与辅导,舞姿进步迅速,俨然“准专业”水平,“在妇女节、重阳节时,请她们表演展示,登上舞台的成就感,可比在马路广场大多了!”

  突破扰民瓶颈,“创意”层出不穷。在一些街道,“上海大妈”还获发蓝牙耳机,尝试“无声广场舞”。不过,很多人对此却并不看好。

  “有些阿姨习惯边跳舞边拉家常,一片静音,减少了社交的乐趣。”纪晓敏坦言,曹家渡街道预备的耳机尚未使用。

  “行不通,有朋友就遇上过,出门买包烟,冷不丁看见一群大妈,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飘,可瘆人了,晚上再也不敢下楼。”応子强调,广场舞也讲求与观众的互动,“戴着耳机,和在家自己跳,有什么区别?”

  绽放活力之花

  有人曾问,从散步、慢跑到武术、太极,健身方式有那么多,换个安静的不行吗?为什么大妈非要选择广场舞?

  简单实用、廉价经济、从众心理……答案太多。不过,抓住青春的尾巴、焕发生命的活力,却是最深切、最核心的共识:“证明我们没有老,还能跳,还能美!”

  对峙与交锋,抵制与坚守,唯盼双向的尊重与沟通。

  “文明多一点,礼让多一点,休息早一点,声音轻一点”“时间在早7时至晚9时之间,音量不超60分贝”,这份倡导“绿色广场舞”的《文明公约》,道出沪上市民心中所望。

  応子强调,广场舞的特殊性,决定其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伴随着争议和矛盾螺旋式前进,能够逐渐得到修正、规范与完善,从而顽强成长。希望舞友积极配合的同时,社会也能给予宽容与体谅。“我们都有母亲,都有姐妹,当她们找到喜爱的娱乐与运动,希望能支持她们,理解她们,也原谅她们!”

  多一些自制、多一些自由,让广场舞有序绽放。

  晚上9时30分,金平路舞尽人散,重归寂静。步行街上,那些乐曲、那些身姿仿佛不曾逗留,只余店家招牌霓虹闪烁,回忆着已经褪去的喧嚣。但那首《自由行走的花》的歌声,却在耳畔回响—

  可曾,在梦中遇见,彼此熟悉的脸;人儿,为美丽的缘,求佛了太多年。

  冰山上,有一朵雪莲,端坐群山之巅;他们说,她已生千年,有她就得到了永远。

  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啦啦啦,啦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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