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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铜钟铭文及相关问题

2003-11-30 00:00:00   来源:中国古玩网   评论:0 点击:
    1979年夏,安徽桐城石南乡村民在农田建设中掘出一铜壶,旋由桐城文化馆征集,1984年秋移交桐城博物馆收藏。     铜壶,古代器物。用以盛酒浆或粮食。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壶。商周时代青铜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或椭圆形。至汉代,方形的叫“钫”,圆形叫“钟”。这只铜壶是圆形,1994年6月9日经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西汉遗物,故

    1979年夏,安徽桐城石南乡村民在农田建设中掘出一铜壶,旋由桐城文化馆征集,1984年秋移交桐城博物馆收藏。

    铜壶,古代器物。用以盛酒浆或粮食。新石器时代已有陶壶。商周时代青铜壶多为圆形,也有方形或椭圆形。至汉代,方形的叫“钫”,圆形叫“钟”。这只铜壶是圆形,1994年6月9日经国家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西汉遗物,故名铜钟。该铜钟圆体、宽颈、球腹,口侈大,下承宽圈足,两肩铺首衔环。颈上部有一带状宽边,中部收束。肩、上腹、下腹各有一道凸起的宽带纹,其上加饰凸弦纹一道。铜钟通高44厘米,口径16.6厘米,颈部收束处14.6厘米,颈长14.5厘米,腹部球径34.4厘米,圈足高5.5厘米,直径20厘米,大于器口,铺首衔环环径9厘米。

    器的肩部竖行阴刻铭文四字“封君容石”,汉隶写法,字体刚劲有力。通体呈西汉特点,中原文化特色。现就铭文有关问题,分述如下:

    一、关于“容石”

    “石”本系重量单位,《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春秋战国时,“石”的重量与容量转换关系是: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一斛即是一石。叶梦得《岩下放言》:“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笔者在安徽天长市博物馆看到一只和此钟大小、形制相同的铜钟,上有汉隶“容十斗”三字,可为物证。“容石”是指该钟对某物质而言,其单位容量,重量关系为相等。

    二、关于“石”的量

    对于“石”的权量,古人已认识到它是一个变化着的量,但对于它的变化关系,认识上又非常模糊。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此有多处质疑:“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

    现在,我们只要测量一下这只西汉铜钟,即可精确地知道古今权量关系。我们先把铜钟的颈部等效为一个圆柱体,把肩腹部至圈足上等效为一个球体,通过计算,这只铜钟装一石水,它对应今天的权量是21千克。

    三、关于“容石”所指的内容物

如前述,钟即圆形壶。《辞海》对钟或壶功用的解释是“用以盛酒浆或粮食”。《中国青铜器》将壶分为盛酒之壶与盛水之壶。前者为酒器,后者为盥器。本文试运用排除法来确定该钟“容石”所指的内容物:

    (1)该钟不是盛水之壶

    按照史书记载,西汉时的水质污染和水的稀缺程度远较今日为轻,水不具备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功能,因此也就没有必要用“石”来确定水的权量或容量标准。

    (2)该钟不是盛酒之壶

    古人已经注意到酒的醇薄、比重问题。叶梦得《岩下放言》指出: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酉离。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酉离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言酒石者,未尝有定数也。”既无定数,也就无法用确定的“石”来衡量酒浆的器物。

    (3)该钟是用来盛粮食之器    由于我们已知铜钟或壶的功用只有三个选项,已排除了其中的两个选项,则只剩下了其中的惟一一个选项,即该钟的“容石”是用来权量谷物的。这里所说的“排除”,是相对于确定的“石”的标准所针对的对象而言,并不排除在实际运用中将它和盛酒或盛水,就如同用靴子照样可以装啤酒一样。

    (4)关于“封君” 

    封君是指封建时代受有封邑的贵族。《汉代・食货志下》:“封君皆氐首仰给焉”(按:氐同低)。颜师古注:“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桐城,西汉时属庐江郡,称舒县。舒县境内有桐乡,即春秋时桐国。据《桐城县志》记载:汉宣帝时,庐江郡舒县人朱邑任桐乡啬夫,管理地方诉讼赋税,因办事公正廉明,爱民恤民,被举贤良,任大名府农丞,继任北海太守,再以“治行第一”选拔进京任大司农。他虽身居高官,位居列卿,但生活节俭,常以俸周济桐乡贫民。晚年病重时曾嘱其子:“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子遵其嘱。桐乡人果“岁时祭祀不绝”(今墓冢犹存,墓葬所在地的行政村名“朱公村”)。当时,汉宣帝刘询曾下诏称赞“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无疆外之交,束修之魂,可谓淑人君子。遭离凶灾,朕甚悯之,其赐邑子黄金百斤”。从该铜钟的时代特征(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判定为汉武帝前后)、地域特征(中原文化特色,在古庐江郡舒县境内出土),身份特征(朱邑为西汉时桐城仅有的公卿大臣,其名“邑”也透露出他生长于朱姓先人的封地)、及其家人享受的荣典(受皇帝褒奖)等一系列特征联系起来看,“封君”可推断为朱邑家族的某位成员。

    综上所述,对西汉铭文铜钟进行深入认真地研究,可以为西汉“石”的权量提供一个准确的标准器;可以廓清典籍对于‘石’的种种推测和讹误;同时,它也为汉代的封典制度,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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