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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的历史

2010-11-30 00:00:00   来源:中国古玩网   评论:0 点击: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 流长的历史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 流长的历史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
  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己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
  实物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常见的明代笔筒有如下几种:
  竹笔筒。截取一段适宜的竹子,并且留节,就是一件初创的笔筒,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藏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朱松邻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松邻其子名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世相传,嘉定三朱,声名远扬。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也是以人物故事为多。上海博物馆藏两件明沈大生的竹笔筒,沈氏师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镂法制笔筒,题材亦为人物故事。
  瓷笔筒。见有崇祯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两种,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胎或施酱釉,题材纹样以人物故事为主。
  木笔筒。明万历年间的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有紫檀笔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处有一周凸起的带状纹,附座,座下承三矮足。传世的明代木笔筒见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龙等。木笔筒中较多见的是浮雕花卉笔筒,构图或简练有致,或丰满厚重而不杂乱;刀法圆熟、流畅而古雅。
  另外,明代还有漆笔筒和象牙笔筒传世。兴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笔筒强劲发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玛瑙、紫砂、葫芦笔筒,或变化完善,或粉墨登场,成为文人朝夕相处的良伴。
  ◆ 笔筒与雕刻名家
  竹笔筒是清代最为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笔筒。我们从早中期几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吴之?、周颢、潘西凤、邓渭所制笔筒来透视一下清代笔筒的整体情形。
  吴之?,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活跃于康熙年间。所制笔筒从技法上可分为两类:―是继承明代三朱雕镂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浅多层。此类深刻高浮雕笔筒在清代早中期较为多见;二是摹仿龙门石刻的浮雕法,创制出“薄地阳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钰《竹人录》云:吴之?“所制薄地阳文,最为工绝”。由于吴之?深明画理,故能在薄地阳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现出画面的远近、层次和透视感。吴之?另一手法是在笔筒的局部浮雕纹样,其余部位则去地铲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国书画:“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处刻字题诗落款的,这样就在笔筒上形成一边景物,一边文字的格局。
  周颢(1685年至1773年),字晋瞻,号芷岩,又号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晚号髯痴,嘉定人,为清雍乾时期的竹刻大家。周颢既是竹人又兼画师,上海博物馆就同时收藏有周颢的竹刻与书画。周颢所制笔筒常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并且以阴刻为主要技法,刀法纯熟,能以一刀表现纹理的宽窄、长短、深浅,极具画意。笔筒画面的布局有两种形式。一是通景,多为山水题材;二是一边景物,一边文字布局。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扬州,刻竹于清雍乾年间,潘西凤善以各种技法雕镂笔筒,浅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笔筒晕褪变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绝伦。又如竹根笔筒(广东民间工艺馆藏),以竹根数节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盘根错节,虫蛀斑痕,极尽自然之妙。
  邓渭,字德璜,亦作得璜,号云樵山人,嘉定人,活跃于清乾嘉时期。邓渭善镂花卉、人物,更长于刻字,浅刻行楷,书迹秀劲,工整雅致。上述四位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笔筒大师,所制笔筒既有继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创新技艺。以他们为代表,清代早中期竹笔筒的风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留青、深刻、浅刻等无所不备、无所不能;题材上,山水人物、庭园楼阁、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题材成竹于胸,并能以刀代笔,笔到意至,令后世只能望其项背,为中国笔筒发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制品由以笔筒为主演变为以臂搁、扇骨为多。笔筒雕刻之法也有所变化,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深刻等已极为少见,浅刻与留青是此时的两种主要技法。总体情况是,此时笔筒无论在技法还是题材上都趋于简化。
  ◆ 花样繁多的笔筒
  清代的笔筒中,从存世的情况来看,瓷笔筒是仅次于竹笔筒的,品种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笔筒和象牙笔筒,这些笔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镂空和阴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纹样,人物与景色相配,纹饰精致,层次丰富,布局繁密,立体感强。
  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笔筒早巳成为收藏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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