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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文咏:跟别人分享的姿态 才构成有意思的人生

2012-11-21 09:51:05   来源:   评论:0 点击:
图片由侯文咏提供。 侯文咏坦言,与癌症患者共处的那些经验给他很大的冲击,让他看到,当下人们所追求的东西跟人生的某些本质是相反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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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侯文咏提供。 侯文咏坦言,与癌症患者共处的那些经验给他很大的冲击,让他看到,当下人们所追求的东西跟人生的某些本质是相反的。

记者 刘忆斯 实习生 晏梦辉

他的《白色巨塔》改编成同名偶像剧,从台湾迅速火到大陆。他的《灵魂拥抱》、《大医院小医师》、《危险心灵》收获了大量眼泪与掌声。他从医生华丽转身成为作家,偶像的气质与冷静的笔触,让他成为台湾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天王。他就是侯文咏,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面对晶报记者的采访,他真诚,坦然,侃侃而谈。面对当代世界,他质疑,假设,提问,勇敢表达。他认真书写,向这个世界提出问题,表达自我主张与爱。他说,到死,他都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写作者,但他会一直写下去。

 临终病人的态度,让我知道自己该写点什么

为什么写作?这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也还是在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我也不是那么清楚能否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原先是个医生,当作家意味着要放弃很多东西,我不是那种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作家的。我从小功课很好,念医生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是说,我当医生不是为了救死扶伤的伟大理想,当初就觉得可以功成名就。后来进了医学系,才开始会想一些问题。

我当时给很多末期癌症患者做疼痛控制。那时我在台湾最大的医院台大医院, 类似于北京协和医院,我是“领导人”医疗小组最年轻的成员。因为要接触很多病人,并且是面临病人最末端的人生,病人不断有人故去。刚开始我很害怕走去,后来开始和病人聊天,了解他们,可四五年下来,有四五百位我认识的病人走掉了。我通过聊天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和最渴望的事情。原来每个人在人生末尾,他们最在意的事情和我们平实追求的东西不太一样,比如说想抱孙子、参加女儿婚礼、照顾某个未被好好照顾的孩子、撑到完满退休那天,等等。我们健康的人平时追求的,大多是怎样找好工作、赚多些钱、换好房子、升迁到更好的职位,几乎没有例外。但在这群病人里,不太有人说“没有赚更多钱”,“少将没有升中将”等问题。我很感谢那个医疗的经验,那几年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人所活的这个世界里,它让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跟人生的某些本质是相反的。这让我开始觉得我该写点什么了。

  写书的出发点不是畅销,不是赚钱

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求快乐,可到最后却达到相反的目的。我年轻时已经很成功,很早就成为畅销作家、台湾大学副教授、读临床医学博士班。我年轻的时候那么奋斗,照说,赢了别人、踩在别人头上就是幸福,没人来压迫我们就很自由。但其实,在更高的位置上,会有更多人来跟你竞争,每天战战兢兢,压力其实更大。你在追求东西时把自己推向更激烈的竞争,功成名就是别人看到的,自己并没有感受到。有人说,我花四五倍努力得到一倍的成果,其他三四倍的时间用在对付敌人。后来圣严法师跟我说,你为什么会那么辛苦,因为你所有的功成名就是累积在自己身上,因为有你就没有别人,别人都会来跟你竞争,你要无敌,不是让别人不与你为敌,是让没有人愿意与你为敌。很简单的做法就是有一点别人的念头,比如写书出发点不是畅销,不是赚钱,是值得跟别人分享,别人也可以得到好处。你多一点这样的心情,会慢慢发现没有人与你为敌。在这个时代,太多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这是跟人的快乐相背离的。所以人要有一点别人的念头,有一点跟别人分享的姿态,这样能很快乐生活,这才是构成一个有意思的人生。我大概就是凭借这些勇气和想法,或者是对世界的主流不以为然的态度,才成为一个作家。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还是很薄弱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起步很晚,我没有像很多人二十几岁就全心全意朝成为一个作家努力。

  独家访谈

  侯文咏:写小说跟读者拔河

  创作标准

  我写小说就如同在实验室做实验

晶报:在小说《灵魂拥抱》第一章里面,作家于培文接受电视访谈,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在创作文学作品?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你考虑过的,能否说说你的标准。

侯文咏:我跟于培文是不同的人,他是我创作出来、代表我问问题的人。我写散文比较像是我在话家常,写《顽皮故事集》、《大医院小医师》好像是在跟熟悉朋友分享故事。我写小说是反过来的,比较像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态度和精神。我们在实验室学的是西方的科学,它假设你现在相信的真理都是可以被怀疑的,“我思故我在”,一旦不经过思辨,它可能不存在。西方文明是它永远怀疑现在所存在的东西,所以它提出新的东西,在挑战问题的过程中累积新的东西。所以,在医学里面,我们要先弄明白它说的是什么然后提出问题,找出各种证据和实验研究来证明。这基本上是我的写作态度。

我觉得东方文艺是僵化的,它里面有一个道统,部属要服从领导,子孙要孝顺父辈,它慢慢变成一个僵化的东西。但是西方文明鼓励挑战,所以它一直在问问题。我比较接近这个标准。我可不可以去问当代社会一个问题,比如大家都在追求名气,名气真的那么好吗?后面有没有虚幻的成分?可是你又说它虚幻,虚幻里面是不是又有另一种真实?所以我让于培文成为我问问题的代表,然后我不给答案,甚至再过一阵子,我又推翻自己原来的答案。

 中间小说

  吴念真小野和我走的是同一条路

晶报:你在谈《灵魂拥抱》的创作过程时,用了“大众小说”这个词,什么是“大众小说”?因为我觉得您的小说,从畅销量上说是大众的,但又和其他大众小说不一样。

侯文咏:在中国的小说类别里面,要么是流行小说,要么是纯文学小说,但在日本有一种“中间小说”。好比说,芥川奖可能就是纯文学,他们也有校园小说、罗曼史小说等“轻文学”。日本主要的流行小说家像山崎丰子、渡边淳一,他们的作品都是中间小说。一方面他们不像芥川龙之介或者川端康成那么纯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像赤川次郎那么“轻”,它们变成国民阅读的主流,可以有机会跟影视结合。中间小说,在欧美比重很大。它关心的是现代、当代,和一般的阅读口胃是相合的。它们用比较精彩的写法探讨当代的社会问题,吸引大家阅读。这种在韩国、日本,可能会用侦探推理等各种不同类型去呈现。

中国有很多官场小说、婚姻小说,部分反映现实但又多得泛滥。这可能来源于过去的生活背景,它们比较像台湾以前的乡土小说。但对于当代社会进步得很快的都市文明,却很少有健全的中间小说。在欧美社会,它扮演着跟国民讨论文明和当代问题的媒介,它不但是透过小说,也透过媒体。可惜在台湾,中间小说比较薄弱。我年轻的时候蛮幸运,书畅销,我就想在畅销的过程中我可以写什么,加一点点影响力。所以我每写一本书都像在跟读者拔一次河。我试图给你最精彩的东西,让你非读不可;同时,我也试图给你一点比较难读的东西,所以你就被吸引着。很多人在看《灵魂拥抱》时,告诉我很想把书扔掉,但是因为精彩又舍不得,而看完之后,又被一堆问题搞得睡不着觉。这才是我想要的。我不应该把这部分让给娱乐节目,让给“轻文学”,对我来讲我对它的期待远比政治要高,这叫“宁静的革命”,它改变人的心灵,改变人们对待事情的观点。所以我致力于书写中国的中间小说,书写当代的某些东西,并力求做到更精彩、更有深度。

晶报:我很认同你所说的“中间小说”的概念,你觉得还有哪些作者是和你同一类型的吗?

侯文咏:以台湾而言,像王伟忠在写村庄的东西,吴念真在讲他爸爸,这些都比较当代,跟我们现在活着的某些呼吸频率是一致的,比较接近我的“中间小说”概念。吴念真、小野、王伟忠、张曼娟,都在这条路上。

  从医生到作家

  不太会用无谓的形容词或者感情

晶报:写作过程中,您觉得故事更重要还是语言更重要?

侯文咏:“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我拿小说来问问题。如果还剩下十年的写作时光,那我还会问十个问题,它们代表我的人生对世界的问题。写作时,你要长期面对电脑,一年里常常有三个月的时间在打字,另外四分之三在面壁、发呆。假如那么一段时间,我真的没有很喜欢,没有和那个东西谈恋爱的感觉,我这一年会很苦。我必须对我的题材很有感觉,不然人生的日子会很痛苦。如果你喜欢,你这一年会很快乐。如果你在问一个假问题,不是你真正关心的,人生就会是灰色的。

下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是,当你面对情节、人物都不是你设定的,写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作家最好的兴奋剂不是咖啡,是如何写出好的作品。当你发现不好的时候,你就要耐得住面壁。你就要想原来那个角色有自己的生命力,你只好更透彻地再改一次。我的小说有一个很粗的架构,但到最后每个情节似乎都造反了,最后出来的东西,我自己都吓一跳。写作必须沉得住气,你就会看到更深刻的东西跑出来。

晶报:在作家这个行列中,很多人由医生转做作家,比如鲁迅、毕淑敏、渡边淳一等等。医生转身作家,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优势吗?

侯文咏: 在医院里我们看到的都是生老病死,那样会对人生有一种不同的理解。人在医院的时候是最真实的,那会让大部分医生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是拿着感性回来写文章,但在医学里面感性是没有用的。假如我现在只有三分钟,要保住一个病人的命。首先割呼吸道,再插管,喷血我是不会去看的,病人痛不痛也不能去管,接着我要做的是夹住动脉,甚至来不及去打麻醉针。你的慈悲是在事情做对之后才有效的,我不会去说,“癌症啊,万恶的癌症啊”。我会去冷静地想,手术的下一步到哪里。这个过程在我写作里面是很重要的机制,我不太会用无谓的形容词或者感情,我会实事求是把故事结构打稳。有时候,我看到一整篇都是情感和浪漫,我看不懂,我不晓得它的重点是什么。

  台湾文坛

  一个好作家比不上明星一句话

晶报:在创作上,你还想写什么,以什么方式写?

侯文咏:我写小说,还想继续写当代。几十年来,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没有人写或者说写的人很少,我想去写。我想切入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以前写名气、教育、权利,之后也许是金钱。世界的中心在从西方往东方移动,我想参与这个影响,就像我在台湾做的一点事。

我特别喜欢大陆的年轻人,跟台湾上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很像。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也安逸了,不太需要奋斗,没有了上代人的那种热情。我在大陆看到的年轻人跟以前的我很多特质很像。当他们说自己悲观时,我会告诉他们:“你会来听演讲,就表示你抱着很多的希望。你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是对的,因为未来真的会很不一样,你不要绝望,你一定要怀抱某种人生的梦想。”

晶报:台湾的文坛现状如何?

侯文咏:台湾读书的人还是在,书店也还是很热络。但台湾的文学整体而言是被边缘化了,台湾报纸的副刊基本上没了。台湾没有书评家这么回事,书的作者都没饭吃,更何况是书评人呢。这跟整个市场有很大关系,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是无处不在的,它把你吸引去看电视、打电动、玩电脑和社群网络,这是主流。某种程度上,一个好的作家还比不上一个明星的一句话。我一直做的事,比如把小说改编成影视,跟蔡康永说《欢乐三国志》,基本上都是在跟主流竞争。

  自我评价

  到死,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写得好

晶报:你的作品用第一人称写得比较多,会不会担心读者误读成你个人的故事呢?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本作品?

侯文咏:台湾读者可能不会误读,我在台湾写作很多年,他们知道我是谁。也许在内地会有这种情况。其实《灵魂拥抱》里的于培文代表一种自我反思,他是一个很懦弱的人,他有很多问题,他的怀疑远大于他的坚定。他是我发问的代言人:你会不会在名利场迷失?失去自己的初衷?

我没有最喜欢的作品,我一直觉得写不好。这倒不是谦虚,我看过世界上写得很好的东西。自己看到的和自己写出的,那个差距太大了。我每天在想,下次再写时要写出更好的东西。每本书我都想再修改一次。我对自己的东西,也不是说不满意,而是我都觉得可以写得更好。到死,我也不会觉得自己写得好。

晶报:你是一位我在20年前就阅读过的作家,记得当时就在《台港文学选刊》上读到过你的作品,是获得某项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侯文咏:读大学的时候,想要出书,对奖比较疯狂。出书之后,对参与评奖就不那么热衷了。重要的是感动读者,跟奖项没有关系了。我不太觉得我还需要得什么奖,我觉得我从读者身上得到的已经够了,我不需要再从社会拿什么东西。

晶报:最后我想问的是,作为台湾畅销天王的感受是什么?

侯文咏:我觉得我要把那个东西摆脱掉,畅销我不反对,如果畅销对我只是畅销,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能用畅销去做出点什么事情,这样我才能更长久、更快乐做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只要我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才能保有畅销作家。不然的话,那个东西对我就没有意义。

  阅读口味

  各种类型的书和杂志都会看

晶报:在对普通读者的吸引力和小说品质之间,你觉得是否需要一种平衡?是否需要在某些方面去打动读者,去迎合读者?

侯文咏:我觉得这是两面刃,一方面不能说迎合我就要很体贴。我一直觉得太多的字,太华丽的语言,是没有必要的。对我来讲,字尽量简单到可以说清楚,甚至幻想有一天可不可以不要字。有一部普利策文学奖得奖作品,台湾译成《时间里的诗人》,它其中有一个章节,全部用幻灯片来书写。也就是说,文字的形式和影像是不重要的。譬如说,你念我的书,你觉得很好读,甚至不仅你在读,各个层次的人都能读,每个年纪的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那是大众小说的妇孺皆解。“解”到什么程度要看作者的实力,作者需要加进去更多的东西,更好的成分。

晶报:在每一本小说里,你都在提出一些问题,那是不是经过写作过程以后,你对它们就已经有了更清晰的答案呢?比如名气、欲望等等。

侯文咏:没有,我想过得可能会好一点。其实,我的人生一直有一种害怕,害怕有一种简单的答案。哪怕我相信跟别人的关系很好是人生很重要的资产,这是很简单的答案。我也在电视剧上看到要被砍头的人,他大块喝酒、吃肉、嫖女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当我看到这种人,我也在想这种人生是不是也是有意思的。如果你认为所有的答案都是暂时的真理,人生是不是不止这样,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晶报:你喜欢阅读什么书?

侯文咏:国内各个类型的作家我都会看,各式各样杂志,我都会看。我不是文学系出身的作者,有时候从其他书得到的乐趣会比文学多。

个人简介

侯文咏,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医学博士。

曾任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台大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工作之余埋头写作,1990年出版处女作《顽皮故事集》,以诙谐俏皮而又温情脉脉的文字广受欢迎。此后,随着《大医院小医师》、《白色巨塔》、《我的天才梦》等作品的陆续出版,“作家侯文咏”名满台湾,成为横扫金石堂、诚品和博客来等台湾主流(网络)书店畅销榜的天王级作家,在华语世界拥有巨大读者群。

目前专职写作,兼任编剧、电视剧制作人。创作风格多变,类型横跨散文、小说、儿童文学、有声书等多个领域;长篇小说代表作《白色巨塔》、《危险心灵》、《灵魂拥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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