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遵国

    浙江国际良渚学中心的成立，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良渚文化研究有了战略目标，有了高水平，并将在新的世纪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我在此对这一组织的设立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我能够参加这次会议，就中国文明探源与良渚文化这一问题向诸位同行作点汇报，共同商榷，感到荣幸。希望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为良渚学的发展，为良渚文化的宣传，做出贡献。

 

    良渚文化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首先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作一些考察。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初，讲到最早的文明古国，提法是“四大文明古国”，也就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埃及文明7000年，巴比伦文明6000年，印度文明五六千年，而中国文明只有4000年，排在最后。由于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多学科的结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我们的认识有了进步。现在把世界文明分为三大片：西方的地中海文明，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往下再延后一点还有希腊和罗马文明；东方文明，主要是中国文明。当然还有古印度文明。开始大家认为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具体点说是黄河中游。我们称之为中原，但到上个世纪末，这种观点发生变化，人们已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于大两河流域——长江和黄河，古代称之为江、河。这一文明影响到朝鲜、日本、东南亚；美洲文明，即墨西哥和中美洲以及南美洲以秘鲁为代表的文明，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对于文明的认识更接近实际了。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所有这些文明中，能够连绵不断地延续到今天的，只有中国文明。埃及文明后为阿拉伯文明所代替，所以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原来的埃及人，而是阿拉伯人；巴比伦也一样。美洲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在以后变成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殖民地，因而今天这些地区主要讲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比如巴西讲葡萄牙语。美洲的现代文明跟古代文明是两码事。印度文明虽然也很早，但印度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处于分散状态，后来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成为大英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大的宝珠。印度著名政治家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对印度历史没有能够连续发展、缺乏文献记载表示了遗憾，而赞叹中国历史连绵不断、有大量文献资料。中国文明不仅连绵不断，而且是研究世界文明史的典型案例。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搞了一个拼盘，上半段用的是摩尔根在印第安人中进行的调查资料，下半段用的是希腊、罗马、日耳曼的例子，一次得出古代社会的普遍规律。2001年年初去世的美国两院院士张光直先生生前提出：看来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模式要到中国来找。他自己也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写了一本《古代中国考古学》，是研究中国秦汉以前历史的考古学著作。这部书曾经用英文出了三版，但由于良渚文化等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他修改第四版花了很长时间。这本书的第四版中文译本本来准备在庆祝他70寿辰在辽宁出版，不幸未及出版他就过世，估计今年要出版。张光直先生的这部书，修改前后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一个差别就是增补了良渚文化的内容，使良渚文化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简要说明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不妨借用王冠打个比方，把中国古代文明视作一顶王冠，，那良渚文化就是这顶王冠前面的一颗最大的明珠或者钻石。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说得好，他画龙点睛地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的认识到今年已经整整65年了。20世纪初欧洲考古学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何天行、施昕更等人就在浙江的良渚作了调查，写了文章。施昕更为什么可以视为发现良渚文化的代表呢？应为他比别人更进了一步，对良渚遗址进行了发掘。施昕更调查了13个遗址，发掘了其中的3个点。当时条件十分困难，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他在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整理并出版了发掘报告《良渚》。当然现在来看这个报告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值得我们纪念。由于当时中国考古还处于初创阶段，对文化和考古学的认识有局限性，因此他认为良渚文化是龙山文化的分支。后来梁思永先生又进一步提出龙山文化分三区，把良渚一带列入杭州湾区。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期。江、浙、沪两省一市都作了一些发掘工作，主要是浙江钱塘山漾和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良渚文化的夹砂陶器和石器。由于钱山漾遗址条件特殊，保存了一些实物，比如粮食、丝麻等遗物。在这个基础上，夏鼐先生于1959年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在这前后，一些考古界的同行也酝酿过“良渚文化”的命名，但是作为标志，还是以夏鼐先生作为标志比较好，因为他既提出了命名，也提出了理论。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中期。进一步认识了良渚文化的玉器，首先是在苏州草鞋山M198中发现璧、琮、钺等玉器与良渚文化陶器共存，随后又通过张陵山、寺敦、福泉山等遗址接二连三发掘的验证，终于使大家认识到《周礼》上所记载的玉器，不是周代甚至晚到汉代的东西，而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是良渚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还搞清楚随葬这些玉器的大墓是埋葬在人工堆筑的高台上。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反山、瑶山、莫角山遗址的发掘，是我们在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遗址找到了典型的重大遗址。我听说反山和瑶山遗址的发掘报告将在今明两年出版，相信这两个报告的正式出版，定会进一步推动良渚学的研究，也会使良渚文化在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良渚学的旗帜不光在中国、而且会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高高飘扬。从现在开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阶段。浙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地区，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对良渚文化很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我深信良渚文化的研究必将发出绚丽灿烂的光芒。而且我也深信，良渚遗址能够得到世界承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方面的认识也存在一个过程。从空间来说，人们最早认为良渚文化只分布于杭州周围地区，后来进了一步，包括上海和江苏苏州附近，再以后明确认识到良渚文化的范围是整个太湖流域。整个太湖地区的概念是一个科学概念，从太湖水的源头天目山、东西苕溪经太湖再流入长江，整个地区约36500平方公里，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可能由于某些地理环境的变迁会略有出入，还要更大点或更小点。从实际看来，良渚文化的分布面已经超出了太湖流域的范围。比如浙江的宁绍地区有没有良渚文化曾经有争议，现在已经明确有了，而且还包括舟山群岛 。刚才万斌院长的讲话中也提到。南边有好川墓地，可能还到浙南。江苏等省也进一步作了工作，过去认为只在茅山以东，现在看来可能包括南京和皖南。所以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更大。至于在广东、江西、山东、陕西等省发现的良渚文化遗物，可能是一种影响和外传，恐怕还不能包括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

     在时间上，我们既有考古地层学的证据，又有碳14和热释光的测定，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肯定良渚文化的年代是距今5300——4000年。有人说5300是不是偏早了或偏晚了，我想还可以作进一步研究和商榷，不必过于拘泥。也有人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3800前，这也不妨。3800年前跟夏文化有交叉也不妨。但不管怎么样，良渚文化的年代是距今四五千年应该问题不大。

大家很关心张陵山的碳14数据。张陵山是1997年发掘的，为什么要发掘这个地方呢？因为在草鞋山发现以后，国内外都有一些学者对所出土的文物是否是良渚文化的表示怀疑，认为玉琮、玉璧这些晚于良渚文化的东西是否混到良渚文化地层中去了。我是主持现场的发掘人，自然对这个问题很关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涉及改写中国历史、改变传统历史观念的大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人们认为玉琮、玉壁是周代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汉代的。如果这些玉器是良渚文化的，那就说明比周代早；另外在南方发掘而不是在中原发现，又说明中国文明的渊源要超出中原范围。恰好1977年10月份要在南京召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南京博物院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我们希望多做一点工作，增加一些这方面的考古例证，作为学术讨论会的献礼。我们为此在苏州地区作了调查。这一年的5月，正好群众取土石在张陵山出土了一批玉器，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结果发现了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出良渚文化墓5座，其中M四、M五出一批玉器，著名的兽面纹镯式琮就是M四的随葬品，下层出嵩泽文化墓6座，取得了较理想的结果。我们在上层墓的地层中还发现了木炭，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特地赶来在会前测出来。由于木炭数量不多，年代测定的误差比较大。一般碳14测定的年代都是上下相差100年，但张陵山的上下相差205年。这次测定的数据误差较大，但其测定年代是可信的，文化层的确是良渚文化的。有人怀疑这个数据可能是嵩泽文化的，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张陵山上下层之间有相当厚的淤土层间隔着。

良渚文化前后至少延续了1000年时间，相当于北宋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因此需要分期，分出更小的阶段来。根据现在做的发掘工作，直接的地层关系比较难找，所以对良渚文化的分期主要靠类型学。在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的时候，芮国耀先生依据浙江的材料作过一个良渚文化分期。后来陈国庆、杨晶这两位学者分别也写了文章，发表在《东南文化》上。上海的黄宣佩先生根据福泉山的资料也进一步作了分期。这些都是基础工作。我觉得根据良渚文化的主要陶器，比如鼎、豆、壶（主要是双鼻壶，也称贯耳壶）、缸、罐，可以分成三大段五小段。玉器也可以分期，但要借助陶器。香港中文大学的古玉专家杨建芳先生和我的同事吴荣清先生都作了工作，但是玉器的分期目前看来恐怕只能分早中晚三段，因为它的变化没有陶器那么明显。

 

    良渚文化存在于四五千年前的太湖周围地区，或者稍微扩大点说就是长江下游地区。我们还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既要寻它的源，又要追它的流。有三个典型遗址为我们追求良渚文化的源提供了地层关系：第一个是浙江的邱城，梅福根先生写过一个简报，研究成果反映在牟永抗、魏正瑾两先生写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这篇文章中，第二个是江苏草鞋山，草鞋山遗址的史前阶段也分良渚、嵩泽和马家浜三个阶段；第三个是上海福泉山。根据这三个遗址的基本资料，我们可以确定，比良渚文化早的一个阶段是嵩泽文化，比嵩泽文化更早的一个阶段是马家浜文化。在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是跟马家浜文化同时并存的另外一个独立文化，两者互有影响，但是随着发展，跟太湖地区关系越来越深，因此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后来受嵩泽文化很多影响，最后为良渚文化所取代。也就是说良渚文化的源有两条支流，主要是马家浜——嵩泽文化，其次是河姆渡文化，两条支流汇成良渚文化这个大的干流，再汇到更大的总流，这有些像江河一样，从上游到出海口，中间不断有支流汇合进来。所以我们也不妨说，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对于良渚文化来说，都有源头的关系。

    良渚文化的后续是马桥文化（牟永抗先生又称之为高祭台类型，有的学者称肩头弄类型）。马桥文化已有青铜器，有几何印纹陶器，同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二里头文化也就是夏文化。再往后就是吴越文化，司马迁著《史记》在《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勾践世家》中有记载。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的资料是可信的。如果连贯起来，整个源流还是清楚的。从已做的工作来讲，我们对属于青铜文化的这一段还比较薄弱一些，还需要大家继续努力。

 

    良渚文化的物质生活表现在哪些方面？当然很多，但是我想主要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稻作农业。稻作农业到良渚文化时期应该说非常发达。大家知道，我们研究早期人类社会有三大问题：一是人的起源；二是农业的起源；三是文明的起源。农业起源实际上是很早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应该说是相当进步的，要追可以追到河姆渡、罗家角、草鞋山。人工栽培水稻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很发达。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草鞋山与日本合作，搞了一个水稻田的研究项目，发现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也就是在距今6000年前，水稻田有三部分组成：第一是种稻的稻田为椭圆形或圆角方形的浅坑，跟后来阡陌相连的稻田不一样。水稻田要灌水，所以要有蓄水的地方，就是人工挖掘的水塘和水井，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过水的水道。草鞋山还发现青铜时代也就是相当于吴越文化时代的水稻田，但缺良渚文化时期的。虽然没有这个阶段的遗迹，但我们可以根据前后两个阶段的遗迹对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状况做些推断，可以知道它应该比早的进步，比晚的差一点。良渚文化的农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犁耕。大家一定有个疑问，就是石犁能不能耕地。北方的同行有所怀疑，说石犁怎么能用来耕地？的确，在黄土地带，土质比较硬，无法用石犁耕地，所以我们在北方很少发现石犁。但是在南方，属于水乡地带，土是红土，比较松软，用石犁是可以耕地的。石犁用于生产当然比更早的石耜和骨耜要进一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吴汝祚先生在1975年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当时已把中耕技术、施肥技术等手段结合在一起，说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经相当进步了。

    第二，丝绸。在良渚文化的一些器物上面有蚕纹，当然不能根据蚕纹就说一定有丝织品，但是这些蚕不是野生的，是家养的。实际上养蚕缫丝应该起源于六七千年前，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相当进步，实例就是钱山漾出土的东西。有的学者表示怀疑，说有机物怎么能保存下来？但是在江浙一带实地从事考古的都知道，有机物在水下是可以保存的。河姆渡的大量稻谷，钱山漾的丝麻织物，草鞋山的葛布、菱角，澄湖古井中的带木柄石斧，甚至由当时编的草鞋、陶壶上系的绳子，套管外竹编的网套等等遗存，因为在水下隔绝了空气，又有其它的有机物包裹，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当然有机物发掘出来后，如果不马上做脱水处理，很快就坏了。这方面的工作在今后的考古当中我们更要注意。

    第三，漆器。大家知道漆器也是我们这个地区发现的。良渚文化漆器发现比较多，特别是一些陶器上用的漆绘花纹，反山、瑶山墓葬中发现的嵌玉漆杯，都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漆器也应该跟蚕丝一样，有更早的。常州圩墩遗址在马家浜文化中就发现了原始漆器的实物。

    第四，玉器。玉器是我们中国文明的代表性器物。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精美绝伦、登峰造极的地步。当然，良渚文化玉器还有许多要探讨的问题。比如玉料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还有争论，但是到了80年代已经基本解决了。良渚文化的玉料既不从新疆来，也不从辽宁来，可以肯定是当地的土特产。我们在江苏溧阳小梅岭采了标本，由闻广教授作了测定。在江苏发现的产玉料的地点，现已知道有五六个。安徽也在靠近大别山的地区发现有玉料产地。浙江应该也有，前几年我听说德清附近出过一批玉料。总的来讲，良渚文化的玉料应该出自天目山及其余脉。地质学家从地理上作了考察分析，指出这个地区的地质条件可以形成玉料，但没有新疆昆仑玉的规模大、质量好、数量多。另外，关于玉器的制作技术，清代有实物，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有记载，但如果我们要往前追，从明清追到良渚文化就有难度，目前争论比较大。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我们不能小看，除了线切割以外，可能有了砣切割。我的同窗汪宁生先生，是一位民族考古学家，他到云南大理去调查，发现那儿到现在还有一些原始的用来磨玉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浙江余杭人陈左夫先生写过一篇《良渚古玉探讨》的文章，我认为值得重视。他在民间调查时，老师傅讲到石头做的砣。直到现在良渚文化的制玉工具实物发现不多，只是看到玉器上的加工痕迹。对于加工痕迹的讨论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们相信，通过学术讨论和考古实践，再通过多学科的配合，包括现在的玉器高级工人的参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加工技术总能得到比较正确的揭示。总之，良渚文化玉器大有可研究的地方，目前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对于良渚文化中的物质生活，我为什么要提到这四项呢？因为这四项不仅是良渚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中国文明基本上有两大块，北方黄河流域以小米为代表，南方长江流域以水稻为代表。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种植物都不一样，要跟一定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地中海以小麦为代表，美洲以玉米为代表，稻作农业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优势。另外，丝绸也是中国文明的特点，古代传到欧洲很受珍爱。古罗马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恺撒大帝就喜欢穿大秦(中国)的丝绸，他在宴会上被刺死的时候就穿着中国丝绸做的一件紫袍子。漆器也是中国文明中的一个特点，马王堆汉墓是典型实例。特别是玉器，在中国文明中，玉文化延续了很长的时间。西方就不一样，比如埃及的法老墓就不出玉器，最珍贵的是金器、玻璃器。

    从水稻、丝绸、漆器、玉器这四方面看，良渚文化对中国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良渚文化的物质生活还不止这些，比如竹器、木器，都制作得很精致，技术高超。良渚文化的物质生活的空白点是冶金术。良渚文化有没有金属？这是目前学术上要攻的一个点。现在一般讲没有金属。否定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的关键就是没有发现金属。我个人认为良渚文化应该有金属。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某些迹象。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生前常说，我们搞考古研究，思路要活，不能只看一点，只看一点就容易固定化。因为对于考古来说，已知数是小小的，未知数是大大的。我们没知道的还比较多，很可能某个偶然的发现会让你大吃一惊，问题也解决了。我认为，良渚文化有没有金属的问题，解决的最大希望是在浙江。因为反山墓地还只是挖了西边的三分之一，东边的还没有挖，很可能比反山M12更大的墓还在东边。

    从物质生活方面来看，良渚文化社会已经有了分工，大部分人从事农业，从事家庭手工业，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是少部分人，从事专门手工业。比如制陶和制玉可能已经超出了家庭手工业范畴。以玉器来讲，即使在现在，学玉器的制作也不容易。我在北京、苏州、扬州的玉雕厂都做过考察，请教过老师傅，他们都说现在学制作玉器也决不是一学就成的。学一门手艺一般要花三年时间，做玉器要过关学三年不够，一般要五年，五年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学成的。北京玉雕厂学成的只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当中能学到拔尖的又只有少数人。这和搞艺术当明星一样，成功的只是极少数。在良渚时期的那个条件下做玉器，难度肯定比现在大，所以这部分人士要专门从事玉器生产的，他们的吃喝供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那部分人的剩余产品。良渚文化时期有社会分工是肯定的，既然有社会分工，就有社会分化。也就是说在良渚人中间有贫有富、有贵有贱，有从事智力劳动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应该有这样的区分。问题是进入到了什么样阶段目前有争论。有的认为只有贫富分化，还没有阶级分化；有的认为已经进入了阶级分化。这些问题考古实物证明不可能直接提供，要根据大量的各类因素综合起来分析。所以目前有争论是很自然的。苏秉琦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期，而且已经到了方国阶段。根据江苏发现的一些迹象，良渚文化可能已经进入方国阶段。余杭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但是在上海、江苏可能有小的附属于良渚这个中心王国的小古国。但是只有迹象还无法敲定，还要做工作。

 

    良渚文化精神生活涉及的面很大，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宗教和艺术。我认为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反山M12出土的玉琮上完整的“神徽”，而且凡是属于良渚文化的高贵的神圣的东西上面都有“神徽”，只不过有的简化了。关于这个“神徽”，我觉得要进行很好地解剖，要给它一个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正确的解释。现在对它的解释五花八门，有几十种，大家都费尽了脑筋，确实很费工夫。但是我认为在这些解释中，有的可能少了点现实主义，多了点浪漫主义。对“神徽”不能想象得太神奇，想象得太神奇提出来的看法我们可能感到很新颖，很有吸引力，但是未必符合实际。我认为要对“神徽”进行过细的观察和周密的分析，每一个提出的论点都要有论证，要进行文化对比。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神徽”上面的人脸可能就是天神的代表。有人说是太阳神也不错，但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埃及、美洲不一样，不是一个简单太阳神崇拜，而是已经抽象化了。河姆渡文化中的图像就已经把日月连到了一起，既有太阳也有月亮，把太阳和月亮抽象化为天。对于兽现在有各种看法，有的认为是老虎，有的认为是熊，有的认为是猪，到底是什么？我倾向于是老虎，因为它有上下两对犬牙，属于猫科动物。有人认为是别的，我们可以再探讨。关键是兽的两个爪，有的认为是人的脚，有的认为是兽的足。至于为什么是三个爪，现在也有多种解释。我觉得首先要通过考古的多种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德清的朱建明先生结合天文学分析，应该说也费了功夫，也值得重视。我们相信经过客观、细致、周密、深入地研究，最终会得到比较一致的共识。

    精神生活的另外一项，就是良渚文化的文字。当时的文字多数和占卜有关，在北方是乌龟壳和牛的肩胛骨，在南方很可能是丝帛，丝织品没法保存下来，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仅是玉器和陶器上的个别文字。到现在为止，良渚文化文字所有的个体加起来总共是24个单字（不包括早年何天行发表的）。这24个字包括象形和指示两种形式和甲骨文有一定的共性。但有人认为还不是文字，只是符号，因为完整的语言表达要有主语、谓语、宾语，要有句子。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李学勤先生认为良渚文化有文字，而且，对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个陶罐上的系列图文作了考释。目前由于资料太少，认识上有各种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在良渚文化的精神生活方面，我们期望有更多的重要发现。

 

    良渚文化考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是遗址方面。最高档次当然是莫角山，去年年底发了简报，工作做得很精彩，报告也写得很好。但是莫角山的范围太大了，包括夯土层、柱洞、木构件等，要做工作相当难。要弄清良渚文化最高级的建筑到底是宫殿遗址还是宗教遗址，还要做大量工作。我同意周膺副区长的说法，良渚文化的紫禁城应该就在莫角山附近。莫角山遗址的工作量很大，要抓住重点，还要有经济实力。比如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高台就值得重视。

总体来说，目前做工作最多的是墓葬，特别是一批大墓。在大墓中随葬品以玉器为主，以璧、琮、钺为重器。对于这些重器的功用，林华东先生在《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很同意。浙江发掘的大墓中，第一级别应该是反山。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反山就是陵山，他认为从红山的积石冢和良渚的土筑金字塔到商代西北岗的王陵以至汉代的帝王陵，是一脉相承的，反映了陵山发展的不同阶段。反山墓中最重要的是M12，因为它出土了“钺王”、“琮王”，上面都有完整的“神徽”，一套四件半圆形饰上也有“神徽”，出的带钩上有神徽，三叉形饰也很精彩，它的规格最高，应该是王。王族墓地除了王以外，还有王的家族。反山墓地这么大的范围，可能是几个王共用的，每个王和他的家属都有一个区。目的的前排是男性，后排是女性，如果是这样，它应该是有规律的。所以反山除了要出版发掘报告以外，还有后续工作，应该继续再挖。瑶山也重要，但它的级别比反山低一点，可能是宗教领袖，还不到王的级别。瑶山墓地中最重要的墓是M12，这个墓也是相当重要的。从陶器来说，鼎、豆、壶、罐、缸大概是这个时候的组合，而且很多陶器上面精刻花纹，反山、瑶山还处在良渚文化中期，陶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晚期墓葬中的陶器是精刻花纹的，实际上它们和玉器一样都是礼器。所以我觉得对良渚文化墓地的研究很重要，而且一定要跟文献结合起来。我们中国的文献很多，比如《周礼》、《尚书》，甚至于《左传》。有些东西要深化一点。再比如说，玉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钺是代表军事和政治权力的东西，王才能拥有钺，而且每座墓中只有一件。反山和瑶山是高水平的发掘，解决了不少组合玉器的复原，有助于认识各种玉器的功能和用途。比如反山发掘真正解决了钺的组合，上海博物馆张明华先生专文作了比较论证。现在对钺的命名还有分歧，张明华主张叫戚，浙江的董楚平先生主张叫钺，我比较赞成叫钺。我觉得钺和戚是有区别的，钺是军事首长的用器，戚是宗教领袖的用器。文献有记载，后来的戚每边都有三个齿纹，起先是不规则的，后来变规则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因为三个齿纹很可能是三个鸟的形象，象征通天，后来才把它们规矩化了。戚是巫师作法时手持的工具和钺有区别。良渚文化中的玉钺也可能是两者合而为一。反山、瑶山墓中的玉钺，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左右之分是否也有某种含义？这些都值得探讨，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即夏商周奴隶时代，不过质料是青铜的。我们知道商汤讨桀、武王伐纣，文献中记载他们就难拿着钺。因而，毛主席在《贺新郎•读史》者首次中也说：“盗拓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由此可讲，我们研究良渚文化要和夏商周青铜文化结合起来，青铜文化的好多因素都沿袭了良渚文化的东西。比如玉殓葬，良渚文化后期的玉殓葬是璧琮殓。以寺墩M3为代表，一直到青铜时代还有，在曲阜发现的春秋墓葬还有璧琮殓。至于夏商周时代玉殓葬的形势究竟怎么样？王一级的墓葬，殷墟的被盗了，周代的没发现，但是我们从晋侯墓地，虢国墓地的一些侯的墓中可以看到大量的玉器组成的组饰，汉代的皇帝皇后都要穿金丝编的玉衣，这是玉殓葬发展的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从发展的过程来进行研究，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

 

    未来良渚学研究，要做的工作很多。第一位的基础工作是考古发展，要江浙沪两省一市共同努力。由于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就是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遗址，因此浙江是主力军。

江苏只是偏师，以前也作了一点工作。比较重要的是三个点：第一个是赵陵山，是良渚文化早期的墓葬区，只做了西边的一块，东边大部分还没做；第二个是寺墩，在东墩的良渚文化晚期墓地极为重要，大家已熟悉，做了北面部分，南面的没做；第三个是花厅，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地，出土了一批良渚文化玉器，做了北边和南边的部分，中间的没做。这三个点都没做完，都值得继续做，一要有经费，二要省、市、县三级合作好，必定会有新的重要发现。

就浙江来讲，我觉得要做的工作肯定更多，相信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会有新的突破。我们寄予最大的希望，尤其是余杭，莫角山和反山，有必要继续进行有计划有重点的科学发掘。如果能敲定这里是良渚文化的“紫禁城”、王陵群，那肯定已经是文明社会了，良渚文化到底是不是有了国家？恐怕是有国家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良渚文化有了国家，那么，我们中国的七大古都的第一大古都应当是杭州，而不是安阳殷墟，也不是二里头。现在杭州排在七大古都的最末位，是以南宋京城临安排的。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而把这个末位变成第一位，那既是中华民族的光彩，也是人类文化的光彩，因为这样的话说中国文明5000年就名正言顺。江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在波士顿哈佛大学作演讲，说到中国文明5000年，美国人说那要拿出证据来。我认为最有力最可靠的证据，得在我们这块美丽洲上找。我衷心祝愿，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三级领导的主持下，在国际良渚学中心的组织下，良渚遗址的保护和良渚文化的研究，会取得新的更加绚丽辉煌的成就。衷心祝愿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如愿以偿，获得成功！